我是年过古稀的人了。想想小时候，过了腊八就盼着过年，盼得好心切啊！就算说说过年的话，也感觉舒服，觉得过瘾。因此几乎每天晚上我都缠着爹说说过年的话。

其实过年的话爹已经说过好多遍了，可我却是百听不厌，还老缠着爹央求道：“爹，您再说说过年的话吧！”

爹说：“我不是说过好多遍了嘛。”

我说：“说过了也得说，我爱听嘛。”

一盏小煤油灯挂在灯钩子上，屋里灯光昏暗。爹坐在炕尾上，我偎依在他身旁；娘坐在炕头上，低着头缝补破衣裳。爹磕磕烟袋锅，用手摸摸嘴巴，便开始说起来。

腊月二十三过辞灶，又叫过小年。这天是灶王爷升天的日子。家家户户包饺子，一般都是晚上吃。饺子出了锅，先得给灶王爷供上一碗，还要供上糖瓜儿。我问为什么还要供糖瓜儿。爹说因为灶王爷是一家之主，怕他升天后不给说好话，所以有些人家想用糖瓜给灶神封住嘴。

“过辞灶放鞭不放？”我最关心的是放鞭炮。爹说放啊。我问咱什么时候买鞭炮？爹说腊月二十日集上买。我问买多少鞭和爆竹。爹想了想，说往年咱都是买一挂鞭，买二十个爆竹。我说就买这么点儿，也太少了啊。

要知道，那时的鞭大都是小不点的鞭，一挂鞭才二百头儿。二十个爆竹，从一盘爆竹上割下来，呈平行四边形，很可怜的一小块。我问爹都是什么时候放爆竹。爹扳着指头说，过辞灶放一个；大年三十给老爹老妈儿和财神、菩萨、灶神、中宫上了贡品，放两个；大年夜下饺子发纸时放三个。我说发纸就放三个爆竹？也太少了！爹说不是还放鞭嘛。我问放鞭放多少个？爹说放二三十个怎么样？我心里很不满意，也很矛盾。放少了不过瘾，放多了就剩不下多少了，到时候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街上放，我没什么放，可得干瞪眼儿。我央求爹，要不咱买两块鞭吧？爹抽了一口烟，吧嗒吧嗒嘴，说孩子啊，好过的年，难过的春啊！这时我娘抬起头，说是啊，年好过，春天可难熬啊！

我默默地点点头说，那就说说过完辞灶以后都做什么吧。

爹又往炕沿上磕磕烟袋锅，继续说起来。二十三过辞灶，二十四把屋扫。我说好好好，我就爱扫屋。爹说我就打怵扫屋。屋里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得拿到天井里去，扫完了屋还得粉墙，还得把所有的东西再拿进屋。扫屋时还得穿上蓑衣，戴上斗笠，满屋灰尘飞扬，扫完屋就变成个灰黑的人了。我说扫屋，我可以从香炉里往外拣香码儿，过年时好用香码儿点鞭炮。我还喜欢从蜡台上往下弄蜡疙瘩，还有去年过年时没有点完的蜡烛尾巴。我把它插在小灯笼里，到十五节的晚上，我好挑着小灯笼满街跑。爹说你们小孩子家不知忧愁，就知道耍。

我让爹继续往下说。爹说二十五，赶年集。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赶年集的情景。我们村逢五排十赶大集。从腊月十五开始，卖年货的就一集比一集多起来。卖各种神像的，卖香炉蜡台蜡烛和香纸的，卖对联和年画的，特别是卖鞭炮的，更增添了过年的气氛。那时卖鞭和爆竹的都是先让人们先看看爆竹点燃后呲的花长不长，响声大不大，爆炸后爆竹纸是否打得粉碎。嘭！随着爆竹清脆的响声，便听到卖主响亮的吆喝声：“道北铺的！沙沟子爆竹！”紧接着又是嘭的一声，又有人大声喊：“道南铺的，听听这爆竹有多响！”继而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鞭响……鞭炮市上硝烟弥漫，人头攒动，热闹极了。

爹接着说，二十六劈木头，准备着蒸大饽饽，二十七蒸年糕，二十八蒸年包，二十九过晌挂影，贴对联……

我最感兴趣的是挂影。影又高又宽，好像一张巨幅的画，挂在正间北面墙上。影上有一对老年男女，那象征着老祖宗；一边一些人名，那是已故的老爹老妈。下面正中间有富丽堂皇的大门楼，一边一些大人和孩子，他们是挑着灯笼来拜年的。

爹说二十九过晌挂上影，然后贴对子，贴福字，贴窗花。我说那有多忙啊！爹说忙年忙年，不忙还叫过年吗？我说挂上影，再贴上对子和福字，就像过年啦！爹说是啊！大年三十撒上尘，天井里铺上胡秸（高粱秸），正间地上和炕旮旯里铺上胡黍样（脱粒后的高粱穗子），这叫做红毡铺地。那才真正像过年呢。

大年夜发纸，发完纸吃饺子。这顿饭可是盼了一年啊。因为在过去家家贫穷，一般人家只有大年夜才能吃上一顿饺子。吃了饺子拜大年，我们哥几个，按长幼顺序来到影的供桌面前，双膝跪下，给父母磕头拜年。爹娘都很高兴，便从腰包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毛八分钱赏给我们。我们便各自忙着穿上所谓过年的新衣裳，一家一族，成群结队地去拜大年了。人们出门见面非常亲切，头一句话都是：恭喜发财，过年好！对方也是极其热情地回答：恭喜发财，过年好！

作者简介：孙介法，退休教师，山东省作协会员，莱州市作协顾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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